相比中美欧洲更需要俄罗斯

北京举办四中全会前后，我在上海和北京和几位顶级智库资深领导和商业领袖，聊了当下国内外大事大势，有的一个共识之一就是欧盟实体经济的未来，要比中国美国更需要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和资源。当下主导国际地缘政治有几条底层逻辑主线，它们正在演绎重塑二战后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首先涉及美国。其经济模式深受深度金融化，和数十年工业衰退的影响，与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或中国的模式存在根本差异。不同于战后欧洲或中国改革时期的工业化进程，美国正竭力重建超越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广泛制造业基础。因此，华盛顿高度依赖全球资本流入和巧取豪夺海外财富，来维持其政治与经济霸主地位。
第二个驱动因素，关乎英美国家根深蒂固的均势政治本能。从北美、南亚和中东地区历史上的“分而治之”模式可见，主流认知始终认为绝不能让欧洲大陆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地缘政治集团。维持欧洲的分裂状态，才能确保英语世界保持战略优势。
再有就是野蛮斯拉夫人如同当年印第安人，人均占有资源太多，落后愚昧穷兵黩武，西方文明世界尤其欧盟包括联邦德国正同仇敌忾，被民众自由抗衡独裁专制意识形态叙事自欺欺人，如堂吉柯德大战风车般，尽可能如果不能逼莫斯科就范，对斯拉夫民族就只能令其尽可能自相残杀到底。
第四个因素聚焦于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财富和全球商业影响力的扩张，美国及其盟友，正日益利用美元体系的杠杆作用来限制中国资本，防止其超越根深蒂固的英美及犹太金融势力。北京方面将近期针对中国关联资产的举措——以荷兰恩智浦案为代表——视为这一努力的组成部分。
对于中国以制造业为驱动的经济体和美国主导的金融秩序而言，俄罗斯的资源基础依然至关重要，就连华盛顿也依赖俄罗斯铀矿。自西方因乌克兰问题实施制裁以来，俄罗斯油气产品已被纳入中国的人民币结算体系，从而降低了俄罗斯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鉴于中东和北美地区可提供替代能源，北京方面显然有动力推动俄罗斯能源进口通过人民币结算，从而无需再通过出口赚取西方货币进口必要石油和天然气能源。
欧洲工业核心区需要可靠、大规模且价格具有竞争力的电力能源供应。这不仅对传统重工业至关重要，对包括数据中心建设在内的能源密集型数字基础设施，同样不可或缺。核电面临政治阻力，使得管道天然气——其价格远低于中东或北美替代能源——成为唯一现实选择。切断放弃俄罗斯供应，将使欧洲陷入能源成本结构性高企的困境，其实体经济竞争力将因此持久受到侵蚀，甚至必将因当下三倍于美国中国能源价格流失美国和中国。
对欧盟主要国家的许多领导人而言，尤其是在政治左派阵营中，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保持团结已成为政治要务。但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背后既有硅谷的新兴资本支持，也有华尔街的保守传统资本助力，这预示着另一种走向。他对战后时代标志性特征——以价值观为驱动的跨大西洋立场——几乎毫无兴趣。他的观点直白而尖锐：俄罗斯的资源应当服务于美国经济优先事项，而非助长人民币全球化进程，或让中国垄断独享（俄罗斯）低价能源供应。他及其支持者认为，与中俄两国的长期对抗，将引发失控的核升级风险，而非冷战时期那种可控的竞争格局。
特朗普的经济策略同样直截了当：关税作为创收工具，从普通民众身上榨取资金贴补财政亏空；盟友需为安全保障支付更多费用；国内资本市场，则通过资产通胀和投机热潮（包括加密货币领域）保持增长活力。与此同时，美国国防产业正向关键矿产相关领域扩张，开拓新的利润来源。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四十年的改革与发展揭示了西方战略上的失败，西方白左意淫自由民主国家理念，理所当然会超越且和平演变中国的预设并未成立。深层国家尤其欧盟和各大国领导人非但没有正视本国的经济缺陷，反而采取转移视线的策略，尤其放大对移民的恐惧——默茨总理近期关于女儿在公共场所的言论便是明证。这种论调巧妙地掩盖了西方过去在中东、北非和中亚干预行动的后果。这些行动以捍卫自由和民主为名——正如如今在乌克兰所做的那样——却反而加剧了流离失所和动荡不安，反噬自己的社会安定和谐。
相较于特朗普时代华盛顿的交易式实用主义，布鲁塞尔、柏林、巴黎和伦敦的政策制定者们，仍幻想专注于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扩张，并阻断中国任何统一台湾的动向（这将使中方掌控99%的高端芯片产业）。这促使欧洲渐渐疏远中国制造业与市场需求，接受结构性高企的能源价格，并承诺增加军事开支——所有这些举措都以牺牲工业竞争力为代价。其实欧盟各大国政治领袖们，当下应该都重温一下文艺复兴后欧洲天主教保守势力的反扑报复，及其对异教徒和新人文主义势力的血腥屠戮黑暗历史。根据约翰*诺波哥(Johan Norberg)在他名著“人类顶峰”(Peak Huamn)中描述，德国当时的人口锐减了三分之一，但是文艺复兴给西欧和全世界带来的觉醒和进步，并未被因此终止。
欧洲当前的战略重点应是恢复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在与俄罗斯——尤其是与中国——展开已经一败涂地的所谓“系统性竞争”的同时，放弃价格合理的俄罗斯能源和世界领先的中国工业能力，无异于削弱甚至自绝欧洲的实体经济制造业基础。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从欧洲高附加值制造业的流失中获益；而俄罗斯无法取代这一角色。若欧洲继续沿着当前道路前行，恐将对自身实体经济造成不必要的战略性自残损害。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和创新，应该是欧盟当下的战略重点，而不是偏执和俄罗斯甚至中国的所谓系统竞争。后者不论一时输赢，所谓去风险的最理想结果，就是对既有实体经济的自杀，即对俄罗斯廉价资源的和中国已经实现的创新领先放弃为我所用。